(圖) 愛國，不是政府頒行政令法規可以強制而成的，圖中的他，才是真摰的愛國愛旗者。

在89六四之後，我任職的英資公司來了一位新同事，是年輕英國白種人（下稱鬼仔，這亦是他一向的自稱），中英交換學生，剛剛在中國大陸畢業，公司安排他坐在我隔離檯工作，我們互不從屬，正因如此，我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用今天的匪語而言，我勾結了外國勢力。

鬼仔能書寫很好的中文，某次我們與他及其居港英國朋友在尖沙咀吃上海菜，其中還包括任職香港某大學出版社編輯的香港人，大家手寫點菜單後，把菜單傳閱，鬼仔竟然修改了我們錯處——宮寶雞丁誤寫成公保雞丁，頓時令身為華人而且用中文搵食的我感到奇恥大辱，雖然公保二字不是我寫的，但傳閱時一眾華人都看不出錯處，卻被鬼仔點了出來，試問我們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呢？

由於我和鬼仔在公司坐得近，差不多每天都一起出外吃午飯，由於公司所在區域沒有甚麼食肆選擇，所以我們經常大快活，一次飯後我請他在涼茶店吃亀苓膏，而且說明了此物的用料是甚麼，我預料他會拒絕進食的，但他卻竟然照吃無誤。不過，當年他不肯吃鳳爪，縱然經過卅多年來在香港的薰陶，於今仍然拒絕進食。

鬼仔與我們溝通絕少用英語，盡量用普通話，說來亦好笑，我說普通話的能力就是跟他學的，而我亦從生活上教他說港式粵語及一些掌故。當年一起上班的日子是開心的，但始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們都先後離開了任職的公司，我北上大陸攪小生意，而他，北上任職英商高層。

雖然大家所處城市不同，但都一直保持聯絡。在1997年初，他提出我們一起歡渡「回歸」大日子的計劃（他不認為交還香港是英國的失敗嗎？）——他從大陸南下香港，在尖沙咀租用望向維多利亞港的酒店房間，約同我也熟識的居港英國朋友，任職大學出版社的朋友，和一兩位以前公司的香港人同事，在酒店睇電視直播和維港煙花，劈酒聚談，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安排，我當然不會錯過。於是97年6月30日下午5時，眾人都準時現身酒店房間。

當日香港一直下着大雨，是天公對香港未來的暗示嗎？電視不斷直播和重播着與政權交接的相關歷史事件與活動新聞，大家就圍坐在電視機前看着，其中一幕是港督彭定康告別港督府的播映，當時由在現場的銀樂隊於雨中奏出《天祐女皇》，突然間聽到從座椅後方傳來「扑」一聲，擰轉頭一看，見到鬼仔與居港英國朋友都從座椅站起來立正，我們一眾香港華人初而錯愕，繼而會心微笑，雖然我們沒有站立，但大家都靜下來，尊重友邦嘛。

該晚多次聽到英國國歌及中共國歌，因為有很多交接儀式進行，加上電視重複播映，到了深夜，解放軍駐港部隊在滂沱大雨下入城了，香港人是否真的獲得了解放呢？還是被箍得比殖民時代更緊呢？從事實看來，舉凡號稱解放的及被解放的地方，新的統治者都是極權獨裁政體，在其治下的人民固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是被逼生活在更封閉更無助更無奈的狀況，最重要是比以前的自由度更低，中外皆如是。

英國管治香港一個半世紀，香港人懂得唱全首英國國歌者百中無1，我甚至夠膽說是千中無1——除了開玩笑的第1句「個個揸住個兜」之後就無以為繼了，原因是港英政府從沒要求市民學唱懂唱，這也是港英的管治技巧，明知香港華人多的是大中華膠，要唱英國國歌必然引起反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當冇嘢算數。亦因此香港人對甚麼國歌國旗從來都沒有感情，甚至戲謔英女皇為事頭婆皇夫為拖鞋王，亦沒有人因此入罪坐牢。有一些國家，在娛樂活動開場或散場時會奏國歌，香港就沒有這個習慣。以前英資電視臺「麗的電視」每晚停播前都會映現英女皇照片及配播英國國歌，全港觀眾都不約而同站立起來——行埋電視機熄掣，因為當年未有遙控器。

日前香港一場球賽，因有數名觀眾在奏國歌時沒有站立或背向賽場而被惡警拘捕，被指違法。就算與一個三九唔識七的路人相遇，我們都會尊重對方，因為他沒有對你不利，大家以禮相待就是了，但對於做壞事多到罄竹難書的人，值得你對他尊重嗎？由這個做壞事的人攪出來的標幟標識，值得你站立尊重嗎？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就是有香港人的基因——崇尚自由不受管束（當年偷渡者除經濟因素外就是要投奔自由），加上香港人的軟幽默，在球賽強制香港人尊重無聊標幟標識，第一個結果將會是減少球場的入場人數，至於後續的發展，不妨放長雙眼睇落去。

（圖片取材自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