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冬，在機緣巧合下，我當上了小老闆，成為了一檔在鬧市臨街開設小食外賣店的持牌人。其實我並不熟識廚藝，更沒興趣吃街邊小食，但由於好友一家人想攪這盤小生意，自食其力，卻又沒時間且無心向學「讀書」——為了領取食物製造牌照，要在食物環境衛生署上課考取資格，於是由我代勞上陣。

小店售賣的是煎釀三寶及多款同類小吃，加上碗仔翅茶葉蛋和各款樽裝飲品，雖然每單交易只是十元八塊，但人流不斷，因為近車站，顧客眾多，生意確實唔錯，亦因此，舖租相當貴（業主就是這樣嘛）。租貴舖細，地面空間用盡，生產區放滿各種工具器材，銷售區放滿各種產品供顧客點選，真是琳瑯滿目，也正因如此，生產與銷售不停。食物店的清潔衛生是很重要的，所以每天晚上「打烊」之後，好友一家人就回府休息，清潔的事情就另聘專人負責，我們聘用了一對夫婦，是在附近居住的街坊，每晚12時到來開工，直至完全清潔為止，通常要兩個小時左右。

這對夫婦是來自粵省的新移民，講不太純正的廣府話，但很明顯是正在努力調整發音，他們育有正在讀初中的兒子，而兩夫婦白天都有工作，老婆在住所附近打散工，老公是駕駛中型貨車送貨的，晚上就來我小店幫忙清潔，目的當然是想賺多些錢，他們說希望將來可以買樓居住。我很佩服他倆，勤懇生活，不是那些來香港攞着數的新移民。或者說，在1997年之前來港的大陸新移民，一般都很樂意融入香港，例如學講香港粵語，結識香港人（目的是以人際網絡爭取更多賺錢機會），最重要是他們願意以勞力賺錢，不當懶人。而當今來港的大陸新移民或戴着甚麼「專才」銜頭的人，根本無意融入香港社會，他／她們不學不說粵語，不願賺辛苦錢卻盡取香港福利與便利，更有甚者是歧視香港人，只與其同聲同氣的人交往，不按香港既有法規行事與生活，此亦難怪真香港人討厭大陸人，甚至說「香港是香港人的」，雙方隔閡越來越深。

有一晚，清潔夫婦說，明天開始老公不能來開工了，大概三個星期吧，要老婆一腳踢做晒所有嘢，唯有夜啲才可收工了。問他是否回鄉探親？回答竟然是「我要去坐監。」原來是他多次因違反交通條例而被扣分，在所有分被扣清後按例是不能再開車的，但他卻仍舊開車（要搵食嘛）而被交通警逮個正着，他被控「停牌駕駛」及當天「衝紅燈」兩罪，而據他所知，孭上這兩個罪名，通常會被判入獄三個星期左右，所以他不能來開工了。嘿嘿，幾個星期之後他又回來做清潔，大家都生活如常。

我對此事頗有看法：在香港的普通小市民（如我）一向認為坐監是一件大事，當然是害怕和避免——所以生活謹慎以免誤墮法網，而且坐過監會對自己的未來前途及心理自尊有着嚴重負面效果......而原來內地人是不懼坐監的，進出監獄只是小菜一碟，視作等閒，也即是說，坐監不能阻嚇到他們的犯罪行為（例如不斷犯交通例，就連停牌期間也開車，而且還要衝紅燈），簡直是視法規如無物，毫無守法的意識。試想，當街上有大量車輛都是由大陸人駕駛的話（大陸來港新移民人口數量及佔比不斷上升），作為道路上的行人，還會安全嗎？

過去的香港人，普遍認為人之所以坐監，是因為犯了法，經執法調查，經律政起訴，再經司法判決，大家認為大體上是公正的，所以坐監者是有罪的，對這些犯人適當量刑懲罰是應該和接受的，但這種小市民式的傳統是非觀，在2019年完全改變了，現在有很多被投獄或被管治者聲稱要捉拿投獄的人，都受到大量香港人內心的同情尊崇敬愛，只是限於生活生存的現實而未能暢所欲言表達出來。

香港人在港英殖民管治一個多世紀，逐漸養成守法尊法的民風，而這種依法辦事的習慣，是隨着教育的普及加上學習理性而進化過來的，在1967年左派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不再採取高壓手法來令市民屈服，港共人士稱港英這種做法是「懷柔改良」政策，他們的態度是反對的。1967年暴動時或之前港英用高壓被港共罵，之後改用懷柔亦同樣被罵，但當時港共弱勢，罵不出甚麼來，而香港人就逐步與港英政府關係改善，比較信任當時政府；市民與政府打交道，大家都是依法而行，政府亦放棄用高壓手段行事，香港進入黃金三十年（1968至1997）。反觀1997年治權易手後到今天也就快30年了，香港卻從多方位全面沉淪，管治者不對市民懷柔，管治手法亦不改良，只是獨沽一味——不斷加強高壓，由國安法以至23條，香港變成了一個鍋爐，下面不斷燒火，爐內的水蒸氣壓力越來越大，無處泄放，最終只有爆破收場。

（圖片選材自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