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來英，香港基本上所有書籍雜物都運來了，但有兩樣除外：一千多個舊火柴盒，以及家父遺留下來的一批黑膠唱片。這批唱片，都是中國音樂、舞曲、紅歌，是家父楊偉舉當年編舞用的。他長期在學友社搞中國舞。學友社不是學生組織嗎，與舞蹈何干？學友社早期的全名是「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舞蹈一直是其中一個吸引官津補私學生親近、認識中國的媒介。城市當代舞蹈團的香港舞蹈口述史《拾荒者》，有一章是家父的：「創作過不少作品，包括一九六二年香港大會堂開幕節目之一《仙羽神弓》。」

我先天四肢不協調，學過社交舞也中途放棄，無力繼承家砵，反而很有興趣唱歌，年幼時精通卡通片兒歌，及後聽家父的唱片成為一大娱樂，紅歌琅琅上口；《義勇軍進行曲》不用說，《國際歌》、《歌唱祖國》、《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大海航行靠舵手》、《黃河頌》都懂。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參加大圍某社區合唱團，唱過不少紅歌。當時想法是，當藝術歌唱吧，政治歌曲撇除其政治背景，都有一定觀賞價值。

這個想法，2019年後徹底崩潰。反送中運動爆發，內戰狀態延續至今，再唱這種歌，情感上、象徵意義上等於在港人傷口撒一把鹽，愧對為香港犧牲和付出的你我他。

然後，我被港共批鬥。諷刺的是，2020年三月家父出殯，中聯辦 (家父曾任職) 派人弔唁；兩個月不夠，由它策劃的「庚子科場案」改變了我的下半生，我離職前過着淚流滿臉的流離生活。政權不惜催毀整個考評機器，將一個「紅二代」逐出考評局，過程驚心動魄，一切仍歷歷在目。

自此之後，紅歌就像我在考評局的最後歲月般，淚味盎然，恥辱感取代了藝術感。我不是戲子，不懂裝模作樣，演唱紅歌時需要的熱誠澎湃，經過這幾年的經歷，我已經做不到。我可以不隨便講粗口罵這個政權，但它的歌我實在唱不出口。現在我上YouTube，只會聽王傑、巫啟賢、台語歌，不會再聽紅歌了，除非有工作需要。

紅歌本質是政治宣傳、意識形態。文革經常發生這種事：凡購買毛澤東著作、畫像，一律要用「請」字，以示尊敬。紅歌歌頌的就是這種神權。紅歌作為歷史和政治素材，完全OK，可以理性探究，但中國人若繼續以崇敬、敬畏之情演唱，那簡單是有違國安，維護落後神權，阻礙中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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