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人類文明到最高境界，往往在巔峰相遇，登臨絕頂，發覺「巴別塔」頹然坍塌，語言再無隔閡。

在鼓吹急變、劇變的洪流前面，「保守主義者」還公開呼籲懸崖勒馬、潑冷水，這種專門掃興的論調自然難以討好，反觀對家以「進步」（progressive）掛帥、懂得打扮，主張很容易得到青睞，一旦當革命浪潮捲起，入世未深的熱血青年往往首先被慷慨激昂的「革命派」弄得熱血沸騰，甘作「革命馬前卒」；隨著形勢發展，一般群眾也很快亢奮起來，不經深思熟慮就直覺地認為向前走總比原地踏步好，改變總是勝過墨守成規，革命變成不證自明的真理，「保守主義」也淪為落伍、守舊的代名詞。

但若想深一層，是否新的就一定比舊的好，在任何時空或處境之下社會萬物都要「向前進」呢？大家有沒有看清楚「前方」是什麼東西呢？正如余英時先生在《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中談到中共的「大躍進」，就講得很好：「躍進甚麼地方呢？躍進火坑、躍進地獄、還是躍進深淵？」

而且正如前文所言，保守主義有特定的「參考點」，伯克面向的是英國，要捍衛的是當時（十八世紀末）英國本土的傳統價值，充其量在文化與信仰層面推而廣之，包括剛剛獨立建國的北美十三州，即基本上整個英語文化體系而已。伯克在《反思》書中雖然對革命的禍患提出了警告，但也明言英法兩國雖然一衣帶水，只隔了一道英倫海峽，文化始終存在差異，法蘭西必須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可惜伯克的保守努力最後只保守了英語世界，雖然《反思》的法譯本還賣得不錯，法國、以至整個歐洲大陸，革命烈焰隨後的百多年一直燒個不停，吞噬了無數的生命、毀滅多少人間美善，最後催生了列寧斯大林的紅色帝國，還把「革命幽靈」（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裏面的spectre，作者識。）輸出到全世界，帶來更大的破壞。

因為不同國族、文化，各有不同歷史背景與根源，雖然就對抗激進主義的全球侵略而言，保守主義是最「王道」的良方，各地的傳統始終有其不同，就好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分「狹義」（special theory）與「廣義」（general theory）兩支；伯克建立的理論體系，發孕於英倫，可以帶領英美文化復興，使她們重新偉大，卻不能生搬硬套，原封不動移植於別的土壤，只能稱為「狹義保守主義」。這裏必須帶出一個「廣義保守主義」的概念，才能實現當年「橫渠先生」張載（1020-1077）的夢想，「為萬世開太平」。

相對於建立於基督新教精神與英國自大憲章以來的權力制衡的英美「狹義保守主義」，無論印度文明或中華文化，自有其各自傳統價值的不同立足點；像某些現代學者，例如劉軍寧教授等主張，硬把基督信仰植入東方，那就不能叫保守主義，只是「全盤西化」之類，一些不可能達成的任務。所以廣義而言，各種文化因地制宜，對其本土傳統去蕪存菁，也可以稱為「廣義保守主義」，反而是切實可行的唯一途徑。

其實人類文明與智慧，若發展到最高境界，往往會在巔峰相遇，登臨絕頂，會發覺「巴別塔」（Tower of Babel ，希伯來語 מִגְדַּל בָּבֶל ）頹然坍塌，語言再無隔閡。以下試舉一例：像古往今來很多哲人智者皓首窮經都無法參透的知識與道德的關係，其實分別在中國、印度與英語文化體系之中，早已有的先賢成功解決了。上述張載就認為，知識可分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兩種，這與十八世紀蘇格蘭思想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提出的「實然與應然問題」（英語：Is–ought problem），及上世紀曾任印度總統的哲學家拉達克里希南（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強調傳授知識分Knowledge of facts 與Knowledge of value 而兩者必須兼顧，三者可謂殊途同歸，異曲同工。

就以當代著名保守主義理論家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1920-2009）的說法為例，克氏認為現代保守主義的三大支柱就是「宗教、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但這是英美文化的「狹義保守主義」，放在東方不同的傳統社會就必須作相關修正。中國幾千年來，並沒有有組織的嚴格意義的宗教，但絕對不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還那種否定信仰的「無神主義」（atheism），《莊子·齊物論》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但華人傳統自有其「慎終追遠」，祭祀祖先的崇拜與虔敬（piety），這與伯克在《反思》中所說的「社會契約」不能等同營商貿易，而是今世的人對已逝祖先的傳承及子孫後代的責任，還是一樣的道理。另外上述張載的「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正蒙·大心》），而是「窮神知化，與天為一······乃德盛而自致爾。」（《神化》）或王陽明所云「心即理」，其實跟《新約聖經·以弗所書》三章第十七節「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也是如出一轍，這才是真正的「不證自明」（self-evident），故此中華文化也是信仰的文化。

至於民族主義，可以參考公元1367年宋濂《奉天討蒙元北伐檄文》「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這可以說是人類社會最早的建立於價值而不是膚色族裔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比歐洲早了四百年。

最後說一下「經濟增長」。相對於鼓吹西化者一味強調「富強」，錢穆先生有深刻體會，指出真正的價值是「足與安」，與其追求無休止的財富，倒不如著眼於「足」，像《莊子》說「偃鼠飲河，不過满腹。」套用現代經濟學的「邊際效用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每個個體都各自有其理想值，過了則「富」反為害也。若說「強」，所有人都狂妄地角逐爭霸欺凌弱小，世界反而永無寧日，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德國如日中天之際，強可謂強之極矣，卻是日耳曼民族最不安之時，這也是顯淺道理而已。

「狹義與廣義」的「保守主義」猶如人之兩臂，交替使用，不可偏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