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保守主義」對抗的就是「砸爛一切」的「革命狂熱」

篇幅關係，這裏只能簡述伯克的保守理論的成因與大概，不過在開始前還得澄清兩點：第一，《反思》一書空前成功而影響巨大，定價雖然已經比同期的政治著作貴但仍大賣，11月出版，年底已經過十次印刷，賣出超過一萬七千本，法譯本同月29日推出，一天之內譯者都彭（Pierre-Gaëton Dupont）已經來信通知賣出二千五百本，必須趕快加印，翌年1791年6月，連法譯本也作了十次印刷﹔提出這點並非着眼於商業效益，而是要點明《反思》面世之初對英法兩國的政治生態即帶來巨大震撼。第二，是雖然還要等到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 1818 年，在法國歷史學者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的學術論著中，「保守主義」才首次正式見諸政治理論，該書出版時伯克的這一套在當時是嶄新的政治理念，內涵已非常明確。

雖然此理論體系後世稱為「保守主義」，卻不能望文生義，視為「頑固守舊」的代名詞，正如上述，寫《反思》一書時伯克已屆晚年，一生以「輝格」黨人身份參與英國政治，自1688年「光榮革命」近一百年，相對於「保皇派」的「托里黨」，「輝格黨」一直被歸類為「自由主義者」（liberalists）﹔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伯克一直和其他「輝格黨」人一道，在限制君主專政，發展憲政與權力制衡中不懈努力，而且是其中的中流砥柱。在不久之前，自1776年北美十三州人民發表獨立宣言，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獨立戰爭結束，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並獲得英國承認那十多年，伯克更一直支持及同情當地人民的正義抗爭，「頑固守舊」無論如何用不到他身上。

正如上述，伯克之所以在被視為「自由派」的「輝格黨」中另樹一幟，發展出「保守主義」，是為了對以1789年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獄標誌其開端的「法國大革命」，一場嚴重顛覆社會及政治秩序的暴烈的政治運動，作出他認為必要與及時的回應。

可能伯克流傳後世的獨立著作不多，只有初出茅廬在1757年發表的有關美學的論文—《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以下簡稱《論崇高》）及《反思》等寥寥數冊而已，而且在《論崇高》與《反思》之間相隔了幾十年，他又一直是被定位為「自由派」的「輝格黨」的中堅分子，前不久還與黨內「激進派」像霍士（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輝格黨」中的「左翼」，後世「激進主義」之源，在支援北美十三州人民的抗爭中與伯克沆瀣一氣，後因就法國革命意見相左反目，作者識）等人無論公私關係都緊密同盟。當時法國大革命平地一聲雷，群眾上街，高呼「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之際，英倫彼岸不少惟恐落後形勢的政壇中人皆一唱百和，伯克竟然獨排眾議，大潑冷水，很多人都大惑不解，甚至群起攻擊，譴責他背叛原則，甚至言之鑿鑿說伯克已被保皇派收買﹔連近百年後的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也在毫無真憑實據之下，咬牙切齒指控他為了利益出賣靈魂，投靠了反動勢力。

其實伯克是一個早熟的理論家，剛到倫敦不久還未進入國會之前就於1756年不具名發表了題為《為自然社會辯護：檢視人類遭遇的痛苦和邪惡》的第一篇論文，翌年接著又發表了上述《論崇高》著述而一鳴驚人，在當時倫敦及歐陸知識界中嶄露頭角，吸引了如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及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等大家的注意，翌年伯克開始出版深具影響力的一份以由許多名家主筆、以探討每年國際政治時事為主題的政治期刊（Annual Register）。嗣後數十年，在倫敦匯聚不列顛一時俊彥的各方思想領袖像詹森（Samuel Johnson，1709-1784）、休謨（David Hume，1711-1776）、費格遜（Adam Ferguson，1723-1816 ）與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等人的定期策論「沙龍」中，伯克一直是座中常客與主要講者。伯克成為國會議員後，更是當時議事堂中最受觸目的演說家，其本人的理論體系與思想立場早已非常彰顯清晰，明見與世。中間還有大量在國會中發表的演說，及與時人通訊的詳盡記錄，從其留下的文字中可以清楚看到，不同於當時各門各派的一般政客議員，伯克有極深刻敏銳的觀察力，而且對美學、文化批評、宗教信仰與英倫社會發展的特殊性都有真切的體會與心得，所以雖然因為後來「保守主義」理論體系成形並被發揚光大，實際上伯克首先上是一個文化傳統及價值系統的研究者而不僅僅是個政治理論家，而且伯克關於文化歷史及宗教信仰的觀點，始終貫徹如一，他支持北美洲反抗專制與批判法國革命，其實是立足於相同的信念，只不過當時那些膚淺的時髦政客與論者無法理解，才產生了一個並不美麗的誤會。

後世把伯克這套政治思想稱「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當然就是要「保守」（conserve）某些事物，正如上述，在伯克的政論家身份之上，他首先是一個深度的文化研究與觀察者，若我們嘗試整理一下從《論崇高》到《反思》以來，他所有的演說與書寫紀錄，這個「保守」的對象，是其所處社會的經過漫長歲月累積形成的一套傳統文化與價值系統，所以任何「保守主義者」，都有一個特定（specific）的「參考點」（reference point），這點當代保守主義思想家史恪敦爵士（Sir Roger Scruton，1944-2020）就解釋得很通透，即每一個「保守主義者」本身對於自己要「保守」的是什麼都有清晰的理解。對伯克來說，波旁王朝是存或亡、路易十六孰生抑死，無關宏旨，但他眼看暴烈的所謂「革命」，用暴力與野蠻的手段去大規模、整體、無差別地摧毀原有的傳統與文化，尤其是以大半個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那些躲在書齋中的「智者」那種浪漫情懷、悲天憫人又高高在上，滿是「解放」眾生的情懷，兜售的其實乃閉門造車、似是而非的貨色。正如上述革命中提出的口號當然是鼓舞人心的，像「自由、平等、博愛」，你很難從字面意義去反對它，但根據伯克多年來在法國當地的實際觀察，雅各賓人（the Jacobins）的實質做法，卻是全力摧毀所有被認為代表「舊世界」（ancien régime，英語可翻譯為old order，即舊秩序，作者識）的符號、制度、事物、甚至人的實質生命。（那些要更新的符號，包括以前的人際稱呼、衣著打扮、曆法及月份名字，革命黨什麼都要煥然一新、從零開始。而且這些荒誕乖謬與倒行逆施後世還不斷重複，像二十世紀初「全盤西化，把線裝書扔進茅廁」的「五四運動」﹔以至六十年代中共「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及十年後赤柬， Khmer Rouge，的革命「零年」，Year Zero, 都如出一轍，作者識。）

伯克的《反思》出版於1790年，但書中早作出驚奇地準確的預言，估計在動亂之後，當革命派無法收拾殘局，連革命陣營內部都自相殘殺得無以為繼之後，將有從軍中冒起的獨裁者把所有權力集中於一身，在無窮的流血、破壞與毀滅之後，「自由、平等、博愛」將成空話，只是新的「專制」雖然古已有之，卻是於今為烈。果然十多年之後，拿破崙就完美登基成為法國歷史上唯一大權獨攬的皇帝，建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帝國，牽動了長達二十年的全歐大戰。

傳統被瓦解之後，在火紅的革命當中，革命黨派中雖然山頭林立，卻沒有人不以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絕對真理，一旦某人在秩序崩解的混亂的一瞬掌握了某有限空間內的絕對權力，就可以操審判、生殺的大權，自己就是上帝，一切是非準則、道德價值，一切生命的存滅都由其主宰，剎那就是永恆。

伯克要「保守」的，正是眼看即將要被被革命摧毁的「傳統」。（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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